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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長江商報消息 ■本報評論員 熊志
　　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振偉近日透露，扶貧開發法正在修訂中，新法將完善貧困地區的識別機制和退出機制，防止“鑽空子”。這意味著，建立國家級貧困縣退出機制，已經提上了日程。
　　建立國家級貧困縣退出機制，是針對貧困縣摘帽多靠自願的現實而言。國家級貧困縣評比作為扶貧工作的重要依據，理應對地區貧富狀態形成真實反饋。只是，在退出機制缺失的條件下，只進不出或進多出少的現狀極為普遍，甚至不乏戴著貧困縣帽子的百強縣。扶貧開發法著力於完善識別機制和退出機制，其意義在於，通過對地區貧富形成動態評估，將政策資源更加公正地予以分配，同時對那些名不副實的貧困縣形成倒逼，促使其消除對政策的依賴性而良性發展。
　　修訂中的扶貧開發法最終會對貧困縣識別和退出機製做怎樣調整，現在還無法獲知具體。不過按社會管理的現代模式，退出機制應建立在系列參數和指標的設置上，通過對貧困程度的量化打分考察一個地區是否合乎“貧困”資格。問題在於，在退出機制建立之前，其實就存在這樣一套用以評比的標準，退出機制的建立健全，最大挑戰不是從無到有所面臨的退出標準設計問題，而是如何精準地識別一個地區的真實發展水平。
　　如果以信息化、數據化的管理眼光看，類似於貧困縣與百強縣集於一身的現象，會讓人倍感荒謬。但現實中這種情況卻又真實存在。這意味著，在扶貧領域上，至少縣一級的信息統計存在不小的彈性。貧困縣評比的標準就在那裡，不管其中人均收入、財政收入、GDP等相關數據所占權重如何，同時兼具“貧困”“百強”，至少需要提供兩套經濟數據。那麼，數據上報過程中兩種口徑的出入，為何沒有被及時地甄別？
　　在《法治周末》的報道中，我們可以窺探這種數字游戲：比如，將當地經濟作物的產量及收入打折，調低平均售價，農民的收入計算自然會降低；或者直接虛報，少報經濟數據；再比如，評比百強縣時，減掉幾萬農村人口，而評貧困縣時再加上，靈活增減城市化過程中常住縣城的農村戶籍人口……經濟數據上作假，在掩蓋地區發展真實水平同時，導致國家貧困縣評比的科學性不夠，瓶頸在於信息反饋的障礙，尤其是能夠直觀體現發展水平的經濟數據。
　　目前貧困縣評比的數據多由審計得來，完善識別和退出機制，就對審計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。當然，從清除數字造假的角度看，這種要求不算高，只是提醒，審計工作須成為一項提供真實經濟數據的行政工程。可以說，這種工作是基礎性的，不僅貧困縣的評比要以此為據，一些地區性的方針政策的制定也倚賴於它。此外，之於退出機制的設計而言，考慮到不少地區因貧富差距大而無法進入貧困名單，進而無法獲取國家資源的支持，經濟數據的審計工作還應該更加具體化、立體化，能夠對地區具體的貧富結構提供數據支撐。
　　隨著社會治理邁入大數據時代，貧困縣經濟上的貧富水平，應可以通過具體的數據得到體現。作為公共決策的依據，經濟數據無疑更具權威性。但倘若經濟數據都無法解答地區的真實貧富狀況，貧困又該如何被識別？處在貧困狀態下的人又如何能被國家政策予以及時救濟？這些命題是貧困縣評比面臨的問題，也是退出機制的建立要針對性解決的問題。　　（原標題：“貧困縣”有序退出有賴於審計優化）